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及其后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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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3月24日，国民革命军第六、第二军由安徽东进，占领南京。当天下午，游游弋在长江江面的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突然猛烈炮轰南京，中国军民遭到严重伤亡。南京事件加速了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势力勾结的步伐。

3月26日，蒋介石从安徽乘军舰赶到上海，随即同帝国主义列强、江浙财阀和帮会头目等举行一系列秘密会谈。帝国主义列强鼓励他“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江浙财阀给了他几百万元的巨额财政资助。上海青帮头子黄金荣等则保证用流氓、暴徒组织及武装充当他解除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的打手。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约集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

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对蒋介石的某些阴谋活动有所觉察，努力加强工人纠察队，力图固革命成果。但当时共产国际仍对蒋介石抱有期望，在蒋介石正磨刀霍霍之际，仍不赞成同蒋破裂。3月下旬，陈独秀致信中共上海区委，提出“要缓和反蒋”。4月1日，汪精卫从海外回到上海。他到上海后，曾同蒋介石等密谈。蒋介石主张立刻“分共”，汪精卫担心这样做会使权力全部由蒋介石独揽，主张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蒋提议的“分共”事项。4月5日，陈独秀和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说成是“不审自何而起”的“谣言”，要求大家“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这个宣言的发表，使部分共产党员放松了警惕，误以为局势已经和缓下来。此后，陈独秀和汪精卫立即一起前往武汉；中共中央机关也由上海迁至武汉办公。

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当天凌晨，大批青帮武装流氓冒充工人从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蒋介石收编的孙传芳旧部)借进行调解之名，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13日上午，上海工人和市民召开10万人的群众大会，会后整队游行，要求释放被捕工友，交还纠察队被缴枪械。队伍行进到宝山路时，第二十六军突然从埋伏处冲出，向密集的人群开枪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

蒋介石下令查封、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

继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搜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单广东一地，被杀害的就达2000人。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大革命遭受严重挫折。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得到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和民族资产阶级一些上层人物的附和。上海商业联合会通电表示“对于当局清党主张愿为后盾”。个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被吸收到南京政府任职，成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军事专政的点缀。

人民群众对于蒋介石集团的叛变进行愤怒声讨。4月14日，上海知名人士胡愈之、郑振铎、吴觉农等七人联名写信，强烈谴责军方的暴行。武汉、长沙等地举行了有数十万人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4月20日，中共中央为蒋介石屠杀民众发表宣言，揭露“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号召革命人民为“推翻新军阀”“打倒军事专政”而奋斗。4月22日，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林祖涵、毛泽东等39人，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执监委员等名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在4月17日发布命令，开除蒋的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全国形成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和继续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

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中国济难会全国总会所制《一九二七年三月—八月全国各省因革命而牺牲者的数目之统计表》，六个月中被杀者即近三万人。

武汉国民政府直接管辖的地区只有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并面对着来自两个方面的威胁:东面的新军阀蒋介石和北面的旧军阀张作霖。张作霖在吴佩孚、孙传芳两部主力被击溃后，调兵南下。其主力部队沿京汉铁路向南，抢占河南，对武汉政府构成巨大威胁。在武汉国民政府内部，情况也很复杂。刚到武汉不久的汪精卫打着反蒋旗号，取得对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领导地位。当时的汪精卫是以“左派领袖”的面目出现的。他高喊: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但骨子里认为当时“分共”虽“时机未至，而各人已不能不做那必要的准备”。他同掌握这个地区军权的唐生智结合在一起，开始限制工农运动，力图控制武汉局势，观望风向，随时可能从动摇到背叛。

中共中央迁到武汉以后，面临的斗争任务比前一时期更加复杂。怎样对付武汉政权外的敌人，怎样对待这个政权内很不可靠的同盟者，要不要和能不能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新的突然事变做好应付的准备，这都是迫在眉睫的考验党的重大问题。

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摧残，标志着大革命的部分失败，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同时也宣告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失败。经过“四一二”政变，国民党基层组织基本瘫痪，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迅速扩大，经历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共产党初步积累了反正两方面的经验，为领导中国人民把斗争推向新的更高的阶段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