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确定了国共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实现了与国民党的历史性合作,是党史上首开统战工作先河的会议，它无论对于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中共三大不仅促进了国民大革命的胜利进行,取得了辉煌的历史功绩,而且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中共三大开启中国革命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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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31号（现恤孤院路3号）召开。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陈潭秋、恽代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项英等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30余人出席大会，他们代表了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会议。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大会的主要议程有三项：一、讨论党纲草案；二、讨论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三、选举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陈独秀在报告中，着重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决定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依据和过程。代表们就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经过讨论，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指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这些文件的中心思想是，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重要任务。文件还规定了要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

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等9人为中央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5人为候补中央委员，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后由于谭调职，改为王荷波）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担任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党的三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充分发扬民主，在分析中国社会矛盾和明确中国革命性质的基础上，正确解决了建党初期，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重大分歧，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正式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使党能够团结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

党的三大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先生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召开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胜利地举行了北伐战争，促进了中国革命的高涨。但是，大会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和军队问题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党的三大结束的当天，代表们来到黄花岗烈士墓前，在瞿秋白同志的指挥下高唱国际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就在雄壮有力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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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是党史上开统战工作先河的会议。中共三大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实行国共合作的问题，是一次理论创新、观念更新、方针政策调整的会议。会议决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从而将党的工作推向一个崭新的进程。中共三大是唯一一次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党代表大会。广州是当时国共两党联系最密切的地方，在实践中，共产党人逐步深入认识到当前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必须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实行合作。中共三大后，国民党一大又在广州召开，正式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由此拉开了序幕。

大革命时期，广州是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掀起过轰轰烈烈的工、农、学、商、妇女运动，发生过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如省港大罢工、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并形成了令各地革命青年衷心向往的四大革命基地，即农讲所、黄埔军校、东园（省港罢工委员会）、中山大学。来自全国各地及海外众多著名革命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刘少奇、陈延年、张太雷、邓中夏、罗亦农等，都在广州留下了他们活动的足迹。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三大及广州大革命的历史对整个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被毛泽东总结为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在当时的广州已开始实践，并且取得了成果，积累了经验。

大革命时期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中共广东区委，辖区广，党员多。广东全省党员从建立时的几个人，到1926年9月发展至5000人，再到1927年夏发展至近万人。在广东从事革命活动的党员，不但有广东本地的，还有来自海内外各地的；不但有工农干部，还有知识分子。广东区委重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特别是重视开展党内教育，很早就办有党校、党刊，并定期举办政治报告会。区委重视组织建设、制度建设，设主席团制，实行集体领导；区委之下，设“军委”和负纪检之责的“监委”，这两种机构，为当时各地党组织所未有。在党的建设方面，广东区委的许多工作，亦是具有开创性的。